2021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
2020年的中国出版，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因为突然而来的新冠疫情而打乱了多年习惯的编辑、策划以及生产加工模式。其中影响最大的2020年BIBF书展由线下模式改为线上模式，传统图书出口渠道严重受阻，物流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与之同时，基于互联网下载、电子阅读以及微信、抖音的直播推广营销模式越来越多，也为中国图书的海外市场拓展带来新的积极因素。可以说，2020年是中国出版转型力度最大的一年。
基本结论
与上一年相比，2021年度海外图书馆永久收藏中文总品种数下滑趋势不减，尚未有所改善。这已是自2017年以来连续第5年下滑，但下滑幅度呈现了明显的放缓趋势。2021年度共有467家出版社的17300种中文图书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永久收藏，比2020年的475家出版社减少8家，馆藏总量上也仅比2020年的18208种减少908种。（2020年度的入藏总品种与2019年度相比减少了5960种）而入藏海外图书馆品种的下降原因除了一直谈及的需求方海外机构用户因素如采购资金、馆藏空间等，以及供求方大陆出版社不断优化图书出版机构、以质代量，质量优先理念的践行；另一个难以忽视的因素就是新冠肺炎疫情对大陆乃至世界出版业的巨大冲击。即便如此，通过对大陆近600家出版社2021年度馆藏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以及与2020年度相比较，2021年度大陆出版机构的表现依旧可圈可点、亮点醒目。
（一）中国当代文学是世界了解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最鲜活窗口，也是中国出版在国际出版舞台的一张代表性名片。其中，儿童文学出版是当下中国出版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板块，发展势头迅猛。在馆藏研究报告开展的10年中，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为代表的中国文学出版社，一直深耕于中国文学出版领域，诞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而且作家出版社更是连续10年位居中国馆藏排行榜前30强。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1年3月在北京成立，是国家级专业文学出版机构。该社以出版高档次高品位文化图书为主，兼顾通俗性读物。系统地整理出版了30多位中外文学大师的全集、文集，出版汇集世界一流作家一流作品《世界文学名著文库》（200种，250卷），依文学史体系整理出版了中国古代和现代作家主要作品的图书系列。70年来已出版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文学作品，优秀古典文学作品，外国文学古典名著和现当代有代表性的作品的中译本（其中部分图书以外国文学出版社副牌出版）以及文学理论、高校文科教材、人文科学著作等图书。
《晚熟的人》是2020年8月1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首部小说集。它共收录了12篇作品，其中的绝大多数创作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讲述了高密东北乡更加鲜为人知的故事，塑造了高密东北乡系列人物形象，形象展示了当代人生活的图景，深刻揭示了他们生存的困境和人生的要义，体现了莫言新的思考、新的创造和新的境界。
《烟火漫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20年8月30日推出。这是一部聚焦当下都市百姓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以从容洗练、细腻生动的笔触，燃起浓郁的人间烟火，柔肠百结，气象万千。小说讲述哈尔滨的平凡人物的生活故事。无论春夏，为哈尔滨这座城破晓的，是大地上的普通人。穿行在《烟火漫卷》中的每个凡人，几乎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暂坐》是著名作家贾平凹最新的长篇小说力作，由作家出版社于2020年9月出版问世。小说以西安城为背景，讲述了一群独立奋斗的都市女性在心灵上相互依偎的故事。以生病住院直到离世的夏自花为线索，以暂坐茶庄的老板海若为中心，刻画了红楼群芳般的众生相。
在文学出版领域，儿童文学出版是其中最具国际竞争实力的板块。无论是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青铜葵花》、还是上海新闻出版公司（纽约连线出版社）的《小老鼠与金种子》 ，抑或是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的“米莉茉莉和莉莉成长故事”系列图书，中国儿童文学正昂首阔步地迈向国际童书出版领域。2016年4月4日，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他是国内获此殊荣的第一人。2020年5月，接力出版社荣获博洛尼亚年度最佳出版社大奖。这些再次表明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以及出版社在国际出版舞台日益彰显自身的世界影响力。
再回看2021年度的馆藏排行榜，接力出版社以195家馆藏排在第17位。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以馆藏158家排在24名，它成立于1982年10月，主要出版适合少年儿童、家长、教师及少儿工作者阅读的文艺、科普、知识、低幼、动漫等各类图书及助学读物、电子音像出版物，是一家编辑力量雄厚、出版物门类齐全，在全国同行业中有较好声誉与影响力的专业出版社。
新进30强的海豚出版社也是一家儿童出版社，以131家馆藏位列28名。海豚出版社成立于1986年，隶属于中国外文局，是中国少儿图书工作委员会成员单位之一，以出版儿童读物、教育、社会科学等图书见长，是国内唯一一家承担外宣出版任务的专业少儿社。
新入百强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创立于1985年2月，前身为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主要出版青少年图书、杂志及相关音像电子产品，尤以出版儿童文学、青春文学、卡通动漫和绘本见长。该社注重国际及地区间的出版合作与交流，与日本小学馆、德国蒂奈曼出版社、美国兰登书屋、韩国大韩教科书出版社和德国青少年文学研究院等多家知名出版机构和研究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同样是新入百强的儿童文学出版社还有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以22家馆藏排在94位。它建社于1980年10月，主要为少年儿童出版思想品德、文学艺术、科普知识、素质教育、学前启蒙、教辅读物、家教读物、卡通漫画、益智游戏等各类图书和电子音像产品。
综上可见，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高品质的儿童文学作品、奋勇拼搏的儿童文学出版社，共同着力，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出版向世界出版前进，不断发声，赢得国际影响力。
（二）专业出版社，深耕实干，行稳致远，日益激发知识生产创新力，是中国出版事业的有力组成部分。如2021年度新进30强的出版社，总共有6家，包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海豚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属于专业社的有3家。
以190家馆藏排在第19位的机械工业出版社成立于1952年，经过数十年发展已逐步形成了完整的信息采集、加工、传播和服务体系，是国内知名信息出版内容提供商。排在第20位的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馆藏185家，成立于1979年，出版业务囊括整理影印中文古籍等各种稀见历史文献；编辑出版图书馆学和信息管理科学著译作，出版各种书目索引等中文工具书。而剩下的海豚出版社则是一家专业的儿童文学出版社。
（三）地方出版社蹄疾步稳，厚积薄发不断发挥自身优势，知识生产活力活跃，是中国出版事业的重要发展力量。如2021年度新进30强的出版社，总共有6家，属于地方社的有3家，依次是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是今年新进30强的出版社，馆藏300家，位列第7。原名江苏文艺出版社，成立于1958年，后曾一度并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底重新挂牌。现居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旗下，2010年4月1日起采用现名。它以出版当地作家作品为主，主要出版当代和现代文学、艺术作品及文艺理论、文艺批评专著，兼及古代优秀文艺作品。
排在第26位的贵州人民出版社，成立于1951年2月，是贵州省最早成立的一家综合性出版社。自建社以来，该社累计出版各类图书万余种，先后出版各类图书万余种，销数十亿册，获得国家级及省部级奖项 450 余种，获奖图书千余册。近年来，贵州人民出版社更是适时调整出版视角，不断优化选题结构，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读者的好评。
排在29名的南京大学出版社成立于1984年5月，是一家综合性学术出版机构，主要出版高等院校教材、教学参考书、学术专著和工具书等。经过近40年发展，逐步形成了在高校教材、高品位学术专著、国外名著译介、传统思想文化研究和基础教育精品图书等方面的出版特色，是国内具有影响力的知名出版社。
此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也是地方出版社中的佼佼者。自2016年以来，其馆藏排名分别是第19名、第18名、第18名、第17名、第7名、第18名。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上榜的唯一一个地方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11月18日在广西桂林市成立，作为全国首批转企试点的高校出版社，于2009年6月28日正式成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成为中国首家地方大学出版社集团，先后于2014年和2016年收购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和英国ACC出版集团，领先建成具有成熟的完整产业链的跨国出版集团，全面开启国际化战略发展。它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人文图书，在海内外学术文化界享有盛誉，如雅典娜思想译丛、“温故”系列、影像阅读系列、“电影馆”系列、中医文化系列、“百家讲坛”系列。
由此可见，地方出版社积极发挥地方特色、地域优势，着力提升和有效激发自身知识生产能力的，以及知识创新力和持久活力，成为中国出版界的尤为活跃和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
回顾馆藏研究的10年，本报告统合分析了2012~2021年10年的馆藏数据，确定了连续10年来位居中国大陆出版机构中文图书入藏品种排行榜前30名名单，制作了2012~2021年世界影响最大的出版社排行榜，如表6所示。
持续10年居世界影响力前列的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成立于1978年6月，主要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文化界学者的中外文优秀成果，包括专著、资料、教科书、教参书、工具书和普及性读物；出版国外重要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中译本。自创立以来，该社出版了大量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精品，联系和团结了一大批国内一流的学者、作者队伍，与世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版权贸易关系。
人民出版社1921年9月1日创立，是党和国家政治读物出版社，也是我国第一家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出版社。该社主要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普及性读物；党史和党建论著；政治、哲学、经济、历史、法律、文化、国际问题等方面的一流学术著作，以及重要人物传记和哲学社会科学工具书及教材等。
北京大学出版社是上榜的唯一一家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02年设立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和编书处，1918年，北京大学成立出版部，从1953年起，北大出版部停止出版活动。1979年，经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同意，教育部批准成立北京大学出版社。该社依靠北大雄厚的教学、科研力量，同时积极争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合作支持，出版了大量高水平、高质量、适应多层次需要的优秀高等教育教材，同时积极争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合作支持，一直是高等教育教材和学术专著的强势品牌。
上榜的9家出版社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等一直是实力雄厚的出版大社，可见人文社科综合实力大社知识生产能力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发展水平，在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方面一直表现出色。而这9家的馆藏数据也表明即便当前整个出版行业正经受着数字出版技术、市场销售渠道重新塑造等多层面的剧烈冲击，但传统业态的出版活动作为知识生产的核心环节，依然活跃、旺盛。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的传统业态出版活动依然牢牢占据着主流核心地位，并且在内容创新、思想价值的创新方面日益提高了知识生产水平，因此在世界图书馆这个全球最大的机构市场里，形成了稳定的品牌影响力。由此可见，人文综合大社、品牌社，实力雄厚，知识生产与创新力旺盛，在中国出版事业中的发挥着支柱性作用。
2021年是馆藏研究报告发布的第10年，10年来馆藏研究报告从有到无，其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得到业界、学界乃至相关出版主管的单位认可，这也是馆藏研究的出发点和价值落脚点。以世界图书馆系统入藏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的书目数据为基础，追踪中国出版物在全球的流通轨迹，勾勒出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传播范围；以产品为切入点，观测和把握中国出版机构进入世界出版的能力与水平，为中国出版在浩瀚的世界出版海洋中提供一个坐标。希望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今后能够继往开来，守正创新，以更加翔实的数据，更加丰富的内容，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出版业界与传播学界，助推中国出版世界化进程。
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10年
我们做对了什么？
截至2021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年度研究报告发布10年。
一项学术研究，能持续这么长时间，确实有需要总结的，这也是国内学术界的惯例。回顾与总结的主要目的并非感叹过往，抱残守缺，主要是发现不足，再接再厉。借用苏轼《望江南·超然台作》的一句词，“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因此，本文从此项研究所取得的学术理论研究价值、理论研究服务业界的社会实践以及未来进一步努力的方向等几个层面进行回顾与总结。
2012年开始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是学术界第一次用图书馆收藏的书目数据来评价中国出版机构。从传播学理论框架的角度看，即将中国出版视作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将图书的编辑、出版与发行，与传播学的三个核心要素传播者、传播载体、传播受众一一对应。而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的研究，是从传播受众（读者）出发所进行的传播载体（图书）、传播者（出版社）研究。
该项研究经过了10年实践，确定了中国图书海外影响研究的基本理论范式：那就是通过一种图书的海外馆藏图书馆数量，确立该图书的传播范围；通过进入海外图书馆系统的图书品种，确立出版机构的知识生产水平。而基于汉语言为载体的图书出版研究，可以判断出汉语言这个中华文化的标志物——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范围；基于中文之外的其它语种的出版品种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出版机构的世界出版能力，即中国出版社用外文出版图书、期刊、电子书、数据库（包含外文数量、外文品种等数据）等的出版能力，均是中国出版的世界出版能力的显著性标志。
确立了中国图书海外影响力研究的客观标准
在传播学领域，通常用文化标志物在所传播地区的到达率来衡量其传播范围、文化影响力的大小。而一个国家、地区的图书馆系统拥有了某本书的数量，代表了这本书在这个国家、地区影响力的大小，这种影响力包含了思想价值、学术水平及作者知名度、出版机构品牌等各种因素的认定。这种判断来自三个基本的前提。
一是图书馆书目数据的客观性、可稽核特征。世界图书馆系统对于一本图书的选择，以所服务的读者需求为目标筛选收藏图书，通常有一个严格的筛选体系。比如欧美大学图书馆通常按照学科领域进行定期评估，选定一些核心出版社然后进行选购。因此能进入当今世界图书馆系统的中外文图书，每一本都是经过思想价值、学术水平、社会需求的检验，有些甚至是千挑万选的。特别是近些年，因为欧美大学图书馆的物理馆藏空间局限，对于中国出版的传统纸介图书选择，更是千挑万选，从过去3~4个复本，缩减到如今1个复本，甚至仅仅只挑选电子版和数据库，而不选纸介印刷版本。因此以世界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出版的书目数据为核心，综合媒体书评、读者评价数据来评估中国图书的海外传播的影响力，是一种第三方的客观数据，而且是随时可稽核、可检验的。
二是图书馆呈现了不同民族国家的世界文化地理分布状况。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体系，公共图书馆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文化教育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评估指标。因此，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十分重视图书馆的软硬件投入与建设。根据OCLC数据，截至2018年，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拥有近9万家图书馆。遍布世界各个国家的图书馆以及所收藏的图书、报刊、影视频资料和各种电子数据库、在线文献、手稿等文献档案，不仅仅是不同国家、地区人们精神活动的收藏、储存的地方，也呈现了不同国家、民族语言、思想宗教、历史传统等文化标志在当今世界的文化地理分布情况。一个世界大国的文化产品，显然要比一个小国的文化产品收藏图书馆数量要大得多，这种差距同时也体现了专业出版机构的生产能力、传播能力之间水平高低。
中文本身即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标志性产品，在全世界图书馆的海洋中，以汉语言载体的文化产品种类、使用频次、地理分布范围本身就是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大小的体现。从2012年开始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以世界图书馆收藏书目为线索，探究以汉语言为载体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中文出版物在全球的流通轨迹，勾勒出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传播与影响的基本地理跨度。可以说，目前中文图书在世界各国图书馆的收藏数据，是中国图书海外影响力的核心指标之一。10年来，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坚持以世界图书馆系统入藏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的书目数据为基础，追踪中国出版物在全球的流通轨迹，勾勒出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的传播范围。旨在以中文图书为切入点，观测和把握中国出版机构进入世界出版的能力与水平，进而推动中国大陆出版机构跨文化、跨语种的出版能力建设，加快跨地域、跨国别的市场推广步伐，增强世界化、多元化的出版人才的汇聚能力，早日实现出版大国、出版强国的目标。
三是图书馆目录数据的全球化为中国出版的世界影响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随着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传播技术、手段的发展和日益多样化，世界图书馆的目录数据逐渐从单一国家的互联走向以语言文化区的互联，大大超越了传统民族国家的行政区隔，目前正走向世界互联，进一步突破了语言文化区的阻隔，而日益形成一个遍布五大洲的全世界图书馆目录数据公共平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肆虐，在物理世界上已经有阻隔，但在互联网世界上则进一步推动了全世界图书馆界馆藏文献资料的互联互通的步伐。
本项研究从2012年开始，最初主要以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的WORLDCAT全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为基础。这是一个发端于1967年，最初仅有美国俄亥俄州几个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库互相共享，截至到2019年，全世界已经有2万多家成员馆共享目录数据，覆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出版市场最大的英文出版书目，基本已经能够在该平台上获得书目数据，同时还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中文等600多种语言的文化产品，多达60亿种。由于OCLC数据库偏重欧洲、北美地区，因此开始于2012年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进一步引进日本的CiNii数据库的数据、日本国会图书馆书目数据，从而弥补OCLC数据的不足。CiNii包含了日本1200所大学图书馆的馆藏联合目录，覆盖日本全境，同时还有韩国、东南亚等国家图书馆的书目数据。OCLC数据库与日本国会图书馆、CINII数据库的互相补充，基本可以勾勒出中国图书在东西两个半球的流通轨迹，从而衡量出中国出版的世界影响水平。
在图书馆书目数据的选择上，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将以OCLC为基础书目数据为基础，进一步拓展书目数据的来源范围，如俄罗斯图书馆书目数据（包括部分中亚国家）、阿拉伯国家图书馆书目数据（包括22个阿拉伯国家）、拉丁美洲图书馆书目数据，从而在世界图书的海洋中为中国出版提供一个真实、可靠的航行坐标。
从知识创新、世界出版的维度评估中国出版
所谓知识生产，指的是人们运用脑力劳动在已有知识基础上创造新知识，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为人类的各种生产提供理论与方法，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创新是知识生产的核心，因此社会只承认优先发现权和发明权，重复劳动是毫无意义的。图书出版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物质化、社会化行为之一，充分体现了人类利用已有知识积累进行思想、文化创新的本质，即永远出版、发行和传播具有创新意义的图书、期刊或者电子书、数据库以及影视视听产品。
图书馆作为人类精神活动产品的集大成者，正如上文所说，以规范化、学术化和系统化地收藏和储存具有创新性质的思想、文化产品为第一要务。因此，创新贯穿了图书的编辑、出版、发行传播的全过程，创新是出版的本质。通过图书馆的书目数据，可以从知识生产的维度衡量、评价中国出版的创新水平和创新能力。
那么，中国出版的知识生产水平、创新能力到底如何？2012年开始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特别设计了一个筛选门槛：即全世界图书馆收藏数量超过30家以上的品种，而且截至年限为1949年至2011年；2013年度的监测依然是按照30家以上进行监测。直到2014年度去掉这个门槛，以便更为全面地对于近600家中国出版机构知识生产能力的监测。总体上看，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年度研究，几乎覆盖了新中国1949年以来至今所出版的中文图书品种的世界影响力研究，从2014年度开始至今，以当年出版的中文图书品种进入世界图书馆系统的品种来进行排名，并得出年度10强、30强、100强排行榜。10年来，覆盖了中国大陆的所有出版机构，既有综合出版社，也有大学社、教育社，还有文艺社、儿童社等等。由于基于一个客观的、可稽核的图书馆书目数据所进行的评估，因此馆藏排名，其实就是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的知识生产水平、创新能力排名，因此得到了全国出版界的积极认可和广泛接受。
由于馆藏排名是基于中国近600家出版社年度出版的中文新书进入世界图书馆系统的排名，它所体现的是母语——中文知识生产与知识创新，这种评估没有涵盖跨语言、跨国别、跨文化的出版能力研究，起码是不全面的。因此自2018年开始，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添加了中国大陆近600家出版机构出版的年度英文品种馆藏数据，以及英文品种出版地署名中国大陆城市的分布数据。中国大陆出版机构用英文出版图书、期刊、电子书、数据库以及影视产品等品种数量，以及通过世界图书馆系统所呈现的传播范围，体现了在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出版机构的世界出版水平。
也就是说，在中国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的研究中，我们引入了“世界出版”的理论概念，这种引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即一旦用英文出版的品种来衡量中国大陆近600家出版社的时候，就等于将中国出版与欧美英语国家的出版放在一个天平上进行比较。尽管这种比较可能得出的结论并非一个量级，却意味着中国出版不仅要在自己的母语——中文出版方面，进行知识与思想创新，还需要在当今世界的通用语——英语出版方面有所作为。这为中国出版提供了一个今后努力与奋斗的目标。即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作为曾经在世界数千年时间里领先全世界的中华民族，其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将中华文化的哲学、思想、传统和历史能够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推广普及，而拥有和掌握当今世界的通用语——英文出版能力，就是中国出版必须完成的功课。
中国出版的世界出版能力，除了跨语言的出版品种之外，还包含跨国别的出版市场，跨地域、多元化的出版人才等三个基本因素。而后两个因素，都会体现在第一个因素上，即跨语言的出版品种上。从这个角度出发，2018年将“世界出版能力”引入到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之后，大大拓宽了这项研究的理论视野，即在未来的研究过程中，要进一步从跨国别的市场、多元化人才的角度评估与研究中国出版机构，从而引导中国出版机构进一步提高国际化水平，增加与世界跨国出版集团同台竞争的能力，使中国出版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柱性力量。
引入了读者评价、媒体书评的评估维度
历时十年的馆藏影响力研究，基本上是依据海外图书馆馆藏数据所进行的，中国图书的世界影响力研究。但是与此同时，仅有传播范围的维度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读者反馈以及媒体书评的评估维度。
比如什么是一本好书？这是一个最为简单的问题，但是纠缠着多个层面的理论问题。人们经常会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发现用这样的文字来形容：当一本书能够让人不惜跨过高山、渡过重洋，历经千山万水的跋涉之苦而仍随身携带时，这样的书就是一本好书。这是从读者接受的角度来衡量的；当一本图书能够穿越历史时空的岁月阻隔，仍然能够代代相传、历久弥新，并进入庙堂而被后人不断膜拜，这样的书就是经典，理所应当是一本好书。这是从大部分读者普遍接受的共通性层面上进行的评价。
不论从读者个体阅读的层面，还是大部分读者共同接受的普遍性层面，读者都是图书的核心，也是图书出版这样一个古老行业存在的基础。不论是雕版印刷、铅字印刷的图书，还是数字排版印刷的图书，抑或是将排版文字呈现在手机、阅读器或者大型数据库上，读者永远是出版这种人类精神活动的物质化活动的中心和主轴。
一旦从读者（传播受众）出发对于图书、对于出版机构进行研究，就必须依据一个大多数人都共同接受的标准，这个共同的标准就是图书馆的标准。因为读者对于图书的阅读接受永远是个性化的，读者是成千上万的，自然会有成千上万的阅读需求；同样任何一本图书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任何一个出版机构都不可能出版所有类型的图书，这是基本的常识。因此，坚持了10年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充分发挥了图书馆收藏的书目数据对于人类精神生活中的集大成、最大公约数的作用。
但是读者的个性化需求是不能忽视的。20世纪中后期，德国学者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 gang Iser）创立了读者接受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读者阅读文本时，是带着自己的“前见”的，这个“前见”是受到个体思想理念、人文素养、审美情趣的影响，还包括之前阅读经验和接受水平等的影响。“前见”会使得读者对图书文本进行预判、产生期盼，读者的“期待视野”是其关于阅读知识构建的结果和新的起点，读者的阅读是读者参与图书文本的意义和重建的一个重要能动过程。读者决定了图书的存在价值，读者以图书消费主体的身份影响着出版史的进程，成为推动出版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也就是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的研究，必须重视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但是如何体现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从哪里能够发现这种读者个性化需求？如何将这种个性化需求与编辑出版和发行推广结合起来？这是目前基于成千上万读者阅读需求的公约数的图书馆书目数据研究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主要在如下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一）读者评价数据的引入
本研究团队早在2018年就开始尝试引入读者阅读评价数据。具体做法是利用世界互联网公共平台、社交媒体平台，发现英语世界的读者、西班牙语世界的读者、阿拉伯语世界的读者讨论最多的是中国主题的图书，连续几年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推出了“海外读者热议的中国主题图书”等研究成果。目前这项研究还需要在读者评价行为、读者留言、读者转发等受众接受行为的层级评估、关键词的抓取、公共平台和社交媒体平台的客观性、稳定性等几个方面进行探索和研究。
（二）媒体书评数据的引入
所谓书评，指的是对作为整体的图书内容所进行的评论。书评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书评包括以语言及文字等各种形式进行的评论，而狭义的书评则是指以文字形式创作的书评文章。广义的书评既不限制书评的形式（它可以是广播也可以是视频），也不限制书评的长短（它可以是一条微博，也可以是读者在购书网站里写作的一则短评）。而狭义的书评则专指书评文章。
书评体现了图书出版这一人类精神活动的经济属性：即为了获得更多的读者阅读而由出版机构聘请同行专业人士对于某一图书撰写书评，在学术、思想创新的评价中包含对于该图书所进行的宣传、推广活动。因此，从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必须进一步拓展到域外主流媒体书评，从而引入同行评价的因素，使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全面。
在现实层面上，自2017年开始，中国图书出版开始改变依靠品种增长的发展格局，书号宏观调控力度越来越强，纸张大幅涨价，传统出版模式越来越受到数字出版、新媒体的挑战。通过10年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来看，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中国研究的东亚图书馆基本不再大规模购买纸介图书，而转向购买中文电子书、中文数据库，目前中国图书的海外购买力仅仅来自世界公共图书馆，而且主要是大众图书，如文学书、畅销书、时尚流行图书等品种。
特别是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出版的转型之年，即传统的书店、学术会议等线下推广模式要大大让位于线上的互联网直播模式，图书面对的人群不再是一个社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之内的读者，地理空间的区隔已经不再成为人类阅读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近600家出版机构需要从传统的生产主体加速转变为推广型、营销型、沟通型的市场主体，通过更加灵活、互动、形象、直观的方式，让更多的不同区域与国家的读者体验中国图书的魅力，感受到中国思想、中国精神的力量。
因此，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将基于馆藏书目数据的研究基础上，引入读者评价数据、媒体书评数据，并发布“最受海外读者欢迎的中国图书排行榜”、“中国图书海外媒体曝光度排行榜”，其目标就在于推动中国近600家出版社加大海外市场的营销与推广力度，从生产型转变成为营销型、推广型，推动近600家中国出版机构成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一个可信、可敬、可爱中国的主体和中坚力量。
总之，历时10年的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初步确立了从一本图书的传播范围出发的客观研究范式，不同于以往传统人文社会学定性研究，主要是从定量研究为基本出发点，传播范围与将引入读者评价、媒体书评三个维度，基本确立中国图书海外影响力的评估指标。传播范围依据第三方的馆藏数据，读者评价依据互联网公共平台的受众反馈，媒体书评提供了具有同行评价性质的图书曝光率，三个层面的数据来源均为第三方的、公开的、可稽核的数据，因此客观性是这种评估理论框架的核心。正因此这项历时十年的评估研究才获得全行业的广泛认可，并获得了学界的广泛接受，目前已经成为传播学效果研究普遍采用的一种学术方法。
本文刊发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第2750、2751期（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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